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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稿】薄周政变完整版(中)

近期海外多家媒体刊登了据称是周永康的《狱中自辩书》内容。有港媒日前披露,这份自辩书很容易判断出是伪造。分析指,中共政局出现升级信号之际,网络出现的这篇所谓“周永康自辩书”,是一篇洗白薄熙来、周永康真正罪行,并且对江泽民做出切割的一篇伪作。(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5年01月23日讯】

编者按:“薄周政变”早被外界广传,最近在大陆发行的香港某周刊的封面故事第一次以半官方的形式也证实了这个政变的存和大纪元的报道。

外界对薄熙来的为人多用“极具野心”来评价,但是很少人知道的,正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害怕清算的心理与薄熙来野心的互相利用,以及江试图对中共“十八大”人事变动进行操控和布局,才引发了2012年至今的所有中国政局的巨变。

以下是这个政变完整版的第二部分。

三、薄熙来发起“唱红打黑”的实质

(大纪元记者郭惠报导)薄熙来去重庆后,掀起了文革式的“唱红打黑”运动。

据《南华早报》报导,薄熙来抵达重庆后,很快邀请了一些当地各界的知名人士来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但是其中有一名被邀请的商界人士很快发现薄熙来只想专注于那些可能产生快速回报和大范围影响的事情。

报导引述重庆商界人士的话说,他所追求的仅仅是快速成功,所以他在重庆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能更快的回到北京爬到更高的位置上。“重庆就是他的跳板。”

很多重庆有名望的商人在“打黑”运动中遭到迫害。重庆涪陵的商人陈贵学在2012年回忆起当地警方对他的拷问,“他们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薄书记以后就是薄主席了,而我们的王局长以后就是王部长。”

一直以来有说法认为,薄熙来用“唱红”来笼络人心,迎合了部分对现状不满的人的心愿。

海外学者高新称,薄熙来倒台之前,外界关于他在重庆大搞“打黑唱红”的目的是要为自己跻身“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拼政绩的说法,真的是小看了薄熙来了。事实上当时薄熙来的奋斗目标并不是进常委就行,而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民间评论更是一针见血,薄熙来“左”的目的不是“左”,“左”是手段、是工具。只要看看薄熙来在唱红最盛的时候,其子薄瓜瓜却在国外留学就知道了。

对于薄熙来的“打黑”,有说法认为是“唱红”的延伸。

美国“中美法律交流协会”会长高光俊律师认为,薄熙来搞的“打黑”实际是“黑打”。是藉“打黑”清除异己,把政敌干掉,换成自己的人马。

薄熙来的“唱红”和周永康的作用

薄熙来最引人瞩目的一场大型红歌会在2011年6月开幕。当时,薄邀请了来自各地的108个演唱团体,超过10万人一同汇聚在重庆奥体中心。挥舞血旗,唱诵“革命”歌曲。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亲临现场,并为红歌会致辞。

2010年11月,周永康造访重庆,不但盛赞“打黑除恶”的“专项行动”,而且还在12日晚,观看了“唱读讲传”演出。周永康还说:“这台演出太令人感动了”,“全国政法战线也要开展这项活动。”

2011年6月9日,新华社以《周永康重庆调研:加快民生改善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为题报导了周永康在重庆的又一次调研。

据《重庆日报》报导,2011年11月10日,成都军区国动委第六次全会实兵演练在渝举行。观摩者有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等多个军方巨头。11月10日,胡锦涛到夏威夷开APEC会议,并不在中国。

《重庆大剧院》官网称,2011年11月10日,薄熙来、梁光烈、李世明、黄奇帆以及出席成都军区国动委第六次全会的与会人员,在重庆大剧院观看了“唱读讲传”文艺晚会。

之后,这场演习和“红歌晚会”饱受关注,认为这些都是薄熙来拉拢人心,搞政变的间接证据。参与这次演习的前国防部长梁光烈、前成都军区司令李世明,港媒都称已经遭到调查,李世明最后退休免责,梁光烈还无是否要被抓的定论。时任西藏军区的司令杨金山已经被抓,并在四中全会上做了公布。

社科院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时候可谓是集体出动,从时任院长陈奎元,到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副院长朱佳木、李慎明,高层倾巢而出跑到山城对薄献媚,并且获得巨额课题费。

2010 年,重庆启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重庆的实践”系列研究工程,还在京城高调召开课题组专家座谈会。这一工程共分为12项课题,社科院一家就拿到五项课题,除了时任副院长王伟光(现任社科院院长)、李慎明,学部委员李崇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也分得“一杯羹”。

2011年6月,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的“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在重庆召开,为薄熙来造势。王伟光就是这场研讨会的操盘手。他发表“共同富裕是第二个战略问题”的论文,将薄熙来的说法上升为理论。

有报导引用北京公安部消息人士的话称,自2008年,“乌有之乡”等毛左团体被薄熙来正式“收编”。2008年开始,“乌有之乡”举办各类活动,资金来源明显大大增加,其针对的主要矛头则从原来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转变为温家宝和目前一批当权者,而且开始全面吹捧重庆模式,称薄熙来是“当代共产党的旗帜”。

在这个转变的背后,周永康的作用十分明显。因为如果没有周永康的协助,在中共国保警察的日夜监视之下,“乌有之乡”不可能在国内大规模串联,并在当时掀起“送瘟神”的倒温家宝运动。

薄熙来下台之前,有一篇题目为《回归毛泽东,是人心所向,党心所向,大势所趋,时代潮流》的“毛左”网文总结说:由薄熙来创立的、以“唱红打黑”、“共同富裕”为特点的重庆模式,“在2011年日臻完善,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和世界的关注。”

“打黑”的背后是周永康

2009年6月,在薄熙来的部署和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主持下,重庆市展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截至当年10月25日,累计抓获涉案人员2,915人,刑事拘留384人,逮捕1,567人,其中重庆市各级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700人。

重庆“打黑除恶”开始一个多月后,中央政法委就于7月29日发布消息,称近日已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继续抓好“专项斗争”各项工作。

2009年10月26日,重庆市委向社会各级通报重庆“打黑”相关工作时称,这一行动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打黑除恶”的要求,推进“平安重庆”建设。

目前尚无公开资料或报导显示,中央政法委为何要求重庆开展此项行动,以及为何迅速将重庆“打黑除恶”的“经验”向全国铺开。但从后续反映来看,周永康对此相当满意。

根据当时重庆市对外通报,2009年9月25日,周永康曾对重庆“打黑”专门做出批示,称赞“打黑”是“见到了明显效果”。

2010年3月的中共两会期间,周永康还来到重庆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主持当天审议的就是薄熙来。他在开场白中说,周永康对重庆的工作“非常熟悉、十分关心”,“他对我市‘打黑除恶’工作,及时做出重要批示,给予鼓励和支持”。

除在“两会”期间接见重庆团外,周永康还在2010年11月到重庆调研,并为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捧场。

薄熙来的“打黑”打掉了谁?

有报导称,薄熙来在执政重庆期间,大幅收集政敌、前任汪洋和贺国强等人的黑材料,以备在“十八大”上位政治局常委之用。

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高调开展“打黑”,实际上将前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过去在重庆倚重的人马、前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列为“黑社会头号保护伞”,还打击贺国强的秘书重庆副市长凌月明,同时对前任汪洋的人马展开了清洗。

据港媒报导,当时贺国强为其旧部文强,与薄熙来私下协商过,薄熙来给文强死缓,贺国强会让王益(薄一波的秘书、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死缓。2010年4月,北京中级法院以王益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当贺国强兑现承诺后,薄熙来却不守约定,文强最终在2010年7月7日被执行死刑(注射针剂)。

薄熙来为了“十八大”能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不断搜集政敌的“黑材料”,并着重搜集前任书记汪洋、贺国强等人在当地的“腐败”行为,并跳过中纪委,直接将相关“黑材料”递交给胡锦涛。有消息称,薄熙来的这些行为使得贺国强“极为愤怒”。

香港《明报》称,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多名在汪洋主政时期得到重用的重庆官员都被贬到闲职,取而代之的则是薄的亲信,招来不少官员的不满。时任重庆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因为公安局长一职被王立军取代,曾上京申诉。

在汪洋治下、年仅47岁张季已经当上南岸区委书记。薄入主重庆后,张被调到市委农工委任书记,实际被搁置闲职,薄熙来的亲信夏泽良入主南岸区。薄熙来下台后,张季谈及当年这一突然调动的原因时,张笑称“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他指当时也向当局问过调动理由,“他们也没人回答,说是工作需要”。

另一名被薄贬的官员,是在汪洋主政重庆时期受重用的范照兵。范在2005年开始出任重庆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薄熙来入主两年后,他被调任相对不太重要的统战部长。接任市委秘书长的,则是在商务部期间曾追随薄3年的徐鸣,徐鸣随后也跻身市委常委,扮演薄的总管和文胆重要角色。

除此之外,薄熙来到重庆后,继续延续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灭绝政策,重庆又成为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薄熙来下密令对法轮功学员抓捕、酷刑虐待、非法判刑,造成众多法轮功学员的死伤。据悉,薄熙来对中共中央保证,把所谓的“2010~2012年转化攻坚与巩固整体仗”这个所谓“三年计划”改为两年,策划要在两年之内对重庆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搜捕、洗脑,加剧迫害,以捞取政治资本,继续讨江泽民的欢心。

《凤凰周刊》承认“薄周政变”的存在

今年1月13日,香港凤凰网报导,最新一期《凤凰周刊》刊发封面报导《周永康六大罪状解析》,对周永康“六大罪状”作出解读。因为《凤凰周刊》可以在中国大陆订阅,被视为是半官方的杂志。

文章称,周永康串通薄熙来结党营私。据悉,周永康曾在重庆与现已在秦城监狱服刑的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过一次密谈。谈话主要内容是彻底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俩人甚至认为,毛泽东晚年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的论述和实践依然是正确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需要调整。薄熙来说,这个问题他已思考了很久。周、薄两人政治立场、价值观念一拍即合,表示要“大干一场”。

周永康回京后对身边的“铁杆们”说:“我们要干成‘大事’,像薄这样的人应该利用,他可以帮我们冲一冲。”

《凤凰周刊》的报导也印证了周、薄打着“毛左”的幌子,实际密谋政变的事实。

海外中文媒体报导称,周永康和薄熙来在北京、重庆和成都进行了五次会面,策划薄熙来晋升政法委书记,并在上位两年内强迫习近平下台。为此,周永康协助薄熙来和王立军从德国购买最先进的窃听设备,对九常委和秘书、家人的机密资讯及很多谈话进行监听。

更惊人的内幕:周永康想做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

在王立军2012年2月逃入美领馆后,有关“薄周政变”的内幕也越来也多。海外多家中文媒体报导,薄熙来原先有望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接手周永康的政法委书记职务。

《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称,薄熙来在济南中院发表的受审演说中“非常诚恳”地检讨自己“治家无方”,显然是与他自己的“治国有术”相比较而言。其有“示范意义”的无非就是重庆模式中的“唱红”和“打黑”。假如薄熙来已经跻身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接替了周永康政法委书记和综治委主任两项兼职,“打黑”运动肯定会被他迅速推向全国。与之同理,如果薄熙来能够如愿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唱红”,同时推广向全国范围,即可假他一人之手直接实现。

《凤凰周刊》更是爆出惊人内幕:中共“十八大”前,周永康的权力欲望膨胀到了极致,甚至不满足于对地方或系统人事部署的操控。时年69岁的中共常委周永康在“十八大”理应退休,他却拉帮结派,密谋操控,试图继续留任,甚至企图升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当某些势力的后台老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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