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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浩劫(14):清华学子血与泪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四月五日】(明慧网记者综合报道)位于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是中国大陆最知名的理工大学,可是有多少人能想象到,这个令中国人和全世界华人骄傲的学府,从一九九九年七月起到现在,上演着怎样惨绝人寰的悲剧;又有多少清华学子在这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三年中,遭受了惨绝人寰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发动这场迫害的江泽民就非常重视在北京高校系统内迫害法轮功,清华大学这所驰名中外的高等学府成为遭受迫害的重灾区。在江泽民的指使下,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六一零”的头目李岚清亲自蹲点清华,并用高额度所谓“985工程”等经费为诱惑,以罢免官职为胁迫,迫使清华大学高层听从指挥,积极配合迫害法轮功。

据不完全统计,清华大学已知至少有十六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至少有十八人被非法劳教,至少三百多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强制休学、退学、停职、非法拘禁、关押和洗脑、判刑,或直接送入劳教所,许多人被迫流离失所。

法轮功学员高春满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资深教授高春满,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化工大学,回国后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曾为两弹爆炸及清华大学的科研产业化做出重要贡献。高春满教授被迫离开中国到俄罗斯避难,二零零三年向联合国申请难民身份,当年就获批准。二零零七年,俄国受了中共的利益诱惑,把73岁的高春满教授遣送到北京,目前情况不明。

清华大学电机系九五级博士生李义翔,一九九九年十月参加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被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刑事拘留一个月,七处处长亲自审问、逼供,李义翔被绑在柱子上昼夜不停地被刑讯逼供,并遭到殴打、强灌浓盐水迫害。李义翔在互联网上以真名公开声明退党之举,江泽民亲自命令“抓住典型,不许判刑,一定要转化过来”。清华中共党委副书记张再兴,亲自督阵,组成了公安、宗教、科学、教授专家等方面二十多人的所谓“帮教队”,以酷刑、洗脑等卑鄙手段,炮制所谓的“转化典型”。为防止逼迫过紧发生意外,让李义翔的母亲陪住,把李义翔隔离软禁在200号(清华核研院设在一个偏僻山村的实验基地)办“学习转化班”。二十几个人整月对李义翔施加精神压力,采取疲劳战术、与外界隔离、酷刑及特务所惯用的攻心术等招数,进行封闭性的长时间的精神摧残。在身心折磨的巨大压力下,李义翔被迫违心地谈认识,写检查,但并不符合江泽民的要求。经文字打手们精心的篡改、加工,出台了“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用来蒙蔽全中国人民,粉饰惨无人道的迫害。

清华大学在200号办“转化班”被迫害的还不止是李义翔一个人。法轮功学员刘文宇、王为宇、张存满、于金梅、赵绍君等曾是“党员”的学生,前后都被强行隔离软禁在那里,每天学校派教师来轮流对他们洗脑,再现“文革”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最严酷迫害与整肃。

一、蒙古山村的骄傲被迫害瘫痪


张连军学生时的照片

张连军,出生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太平地乡太平地村,天资聪颖,与人为善,一九九五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为山区里无数人竞相传说的佳话,也成了当地家庭教育孩子的楷模。当时在清华大学弘传日盛的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大法,吸引了许多教师、学生,其中很多都是有高职称的高级知识分子、博士、硕士研究生,通过修炼的实践,都被法轮功博大精深的道理所折服,对李洪志师父敬仰无比,也为终于得到了真理而感到欣慰。

张连军有幸接触法轮大法,一下就认识到这是生命的真谛。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自己身心受益很多,他知道修炼人应从做一个好人做起,所以严格要求自己,待人接物处处为他人着想,利用业余时间和其他同修的师生学法炼功。随着炼功人数的增加,清华炼功点发展到九个,炼功人数达四百余人。

在江泽民发动对修炼“真、善、忍”的善良人群的残酷迫害后,张连军被逼迫表态,他坚守做人的原则:不昧着良心说话。面对中共铺天盖地的迫害,善良、正直的张连军,以对国家法律的信任,想通过上访的合法方式说明大法的清白,几次上访几次被抓,以至居无定所。张连军与法轮功学员吴相万二人一起租房住在清华普吉院四十五号。因张连军的手机被窃听,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海淀区国保不法人员破门而入,把二人绑架。


酷刑演示:长时间铐在床上

张连军在看守所里始终讲真相,后来开始绝食抗议迫害,被不法人员折磨得奄奄一息,因而被转移到北京公安医院加重迫害。位于北京东城区沙滩以南的公安医院病犯科,在该医院三层阶梯的深层地下,非常隐蔽,管理人员将病人几乎整天都铐在床上,有时用所谓的“治疗”对人进行折磨。对抵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就长期铐住双手和脚,使其动弹不得,管理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死你一个人算什么。”

二零零三年八月份,张连军家人接到北京市国保电话,说张连军头部重伤,需做“手术”。父母匆忙赶到北京时,“北京国保”的人却说手术已做完,不许家人见。父母担心儿子的安危,强烈要求见人,都被拒绝。其实所谓的“手术”不过是迫害,张连军的脑神经遭到了破坏,大小便开始失禁,整天躺着面朝天花板,不知吃、不知喝、不能站、不能坐、不能翻身,小便插着导尿管,大便由别人帮助,有人跟他说话,他从不应不语。

二零零四年四月他父亲去了北京“国保大队”探望,被告知儿子被判八年徒刑,老人听后如五雷轰顶,但又担心儿子手术后的身体状况,强烈要求见人,仍被无理拒绝。二零零四年五月份,北京不法人员把生活不能自理的张连军转至内蒙赤峰四监狱。好心的警察摇摇头说:“他们也太不象话了,把人给弄成这样。”

当时的张连军,几乎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无进食能力,无语言能力,眼球转动迟缓。眼睛看到人时,脸上有时会出现呆笑表情。躺卧床上,有时睁开眼睛,但不说话,由服刑人员负责喂食,每顿饭有时吃几口,很难下咽。因大小便失禁,湿褥子经常是一溻就一宿。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日,张家全家人去赤峰四监探视张连军,终于见到躺卧的张连军,无论怎样的摇晃,哭叫、问话,张连军全无一个正常人的表情,四肢不能动,呆呆的躺着。全家人痛哭,极度悲哀。直到这时,他的父母才如梦初醒,为什么几次要求见人他们不让。父母要求保外就医给孩子治病,狱方不让,要求家人把钱给四监,由四监给治疗,家人可以给送药。人都这样了,四监狱不肯放人保外就医,还振振有辞的说“北京有指示”。

张连军从二十八岁起在狱中躺了八年,无任何应对和保护能力,全身赤裸,白天有时也那么全身赤裸地晾着,有时给盖个布帘,有时给盖个被子,身上多处褥疮。有时尿床了,有时给换一下褥子,有时就一直溻着,有时还有下流的犯人对赤裸的张连军进行羞辱、亵渎、取乐。张连军一直用仅有的能力抗议:拒绝进食。

这些年里,他的父母经常以泪洗面,去监狱看望儿子,有时让见,有时不让见。到张连军的床前,父母失声痛哭,张连军很少有反应,有时睁开眼睛看看,有时嘴唇动一动,听不到声音。好不容易熬到八年到期了,可二零一一年一月到监狱接人时,四监狱却拒不放人,说延期至七月十八日,后又推迟到二十五日,声称北京方面有指示。

二零一一年七月被抬回家后,中共不法人员依然监视张家、跟踪张家人,赤峰政法委、“六一零”、公安等还登门骚扰,并布置便衣昼夜监视,有时突然冲进屋里,看一看躺在床上的张连军才离去。

二、受学生欢迎的副教授被迫流亡美国

前清华大学副教授须寅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须寅一家三口脱离中共封锁,成功赴美,并于当天下午抵达芝加哥,受到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多位原清华大学同事、朋友们的热情欢迎。中秋节之际,须寅在海外接受采访,道出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非法抓捕,关押在团河劳教所期间的遭遇。

须寅教授一九九五年在清华土木工程系研究土木结构工程中的力学课题获得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书育才十三年。在刚开始教书时,承担着两门课程的教学,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和一个本科毕业年级的级主任的工作让须寅教授本人也是在超负荷运转,算下来半年的时间干了一年半的工作量,连他的导师都看不过去,更何况须寅全家在北京没有亲戚,没有住房,孩子刚刚出生等等因素让这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特别的累,工作压力大,神经衰弱,每晚很难入睡。须寅教授一九九五年的时候接触到了法轮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一天就看完了《转法轮》一书,天黑都不知道开灯,看完后什么都明白了。那叫一个轻松啊,倒头就睡着了,从此再没有失眠过。”

修炼法轮功后,须寅教授觉的精神特别好,工作效率高,身心健康,因其在本职工作中的优异表现,数次获得清华大学校系先进工作者、多个国家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等荣誉,在多个学期结束后的学生给予的评估中获全系最高分,有的学生在评语中写道:“须寅教授是我从中学到大学以来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他还在教学综合评估中总分连续几个学期获得全校的前5%。在清华大学,每当一个老师的课程评估的项目获得本校的前20%后,可得到一个“笑脸”作为鼓励,有一个学期结束后,土木工程系三十几个上课的教师共获得了三十六个笑脸,而须寅教授一个人就得了十一个,几乎占了三分之一,被同事们称为不折不扣的教学“得分手”。

中共开始非法打压法轮功后,这个兢兢业业的教授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组织:校六一零办公室。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各个院系退休的党委书记组成,再加上本系的党委书记,天天轮番的都是中共的宣传,还莫名的给了须寅教授一个“工会体育委员”的头衔,不时的以开会为由看管着他,特别是到了所谓的敏感时期,须寅教授说:“有时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开会,回家才知道原来是什么十六大召开,后来我就直截了当的把他们的这个把戏说穿。”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早上,象往常一样,送走女儿上学后,须寅本打算开始准备出全国研究生考卷,突然,二十几个海淀公安分局的中共警察突然闯开未锁的防盗门,进行搜查。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法律证件就翻箱倒柜,翻出法轮功的书籍;然后,竟拿出空白的“讯问令”和“搜查令”,当场填写,并以此将须寅教授和妻子拘捕。

在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一天后,经须教授据理力争,以孩子无人照顾为由,他妻子被放回家,而他本人却被非法关进海淀看守所,第二天被“国家安全保卫处”的人提审。因须寅教授曾义务担任清华大学炼功辅导站的副站长,因而被非法劳教两年。有的警察就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抓人是有指标的,抓刑事犯有危险,抓法轮功没有任何危险,还有奖金。”“我们现在抓人也是为两年后的奥运做准备,就是要营造这种气氛,你就是在奥运会之前被放出来,你也不敢动。”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日,须寅教授被非法关押在了团河劳教所。须寅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说:

“刚开始警察把我和盗窃、抢劫、毒贩、杀人等犯人关在一起,在不到十八平米的房间里,关了三十六到三十八个人。人挨着人、肉贴着肉侧着睡,头对脚、脚对头,一点空间都没有,如果夜里上厕所,回来后就没有睡觉的地方。很多人共用一个牙刷刷牙,一个毛巾洗脸,冬天洗澡就用刺骨的凉水,每天上厕所都受到限制。两个人共用一个碗一个勺吃饭,就是你吃一口,我吃一口。这可能是当今世上绝无仅有的。

“我被囚禁在北京团河劳教所期间,单独关押在小号被迫用固定姿势坐小板凳面壁,有两个包夹专门看管,不让动也不能闭眼。这种体罚一般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就很难忍受了。警察强迫我每天这样坐着长达十八、九个小时,历时八个月之久。每天只让睡很少时间,致使我的肉体和精神长期处于痛苦、疲惫和紧张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多个警察还车轮式的用污蔑法轮功的谎言轮番给我洗脑,企图迫使我放弃信仰。在那里每天都感觉是度日如年,那种痛苦程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当提出抗议,他们竟然说:‘我们没有打你呀。’

“警察还强迫我做奴工。中共送给出席奥运会的世界各国名流、政要的礼品的包装盒,就是我在团河劳教所被关押期间,警察强迫我们制作的奴工产品。”

在劳教所与家人通信受到严格限制,有劳教所认为不合适的内容就扣押了。家属的来信都全被先查看,并用家里的来信作为诱惑。须寅教授回忆说:“当时父亲有病,他们就拿着信说家里有事,想不想打电话问问啊?我当然想打电话问问了。他们就说,你只要写‘保证书’,电话随便打。在那个时候,这真是个诱惑。但我知道,那种不炼功的保证只是第一步,写了保证就得写‘揭批材料’,就是骂法轮功啊,最后每一到两个月还得进行什么考核,关于法轮功的选择题,合格后才能减期,这就是所谓的‘学习程序’。”

“我就是不走这个程序,就是不想配合,因为我是重点对象,警察还暗中指使‘包夹’折磨我。‘包夹’就是被关押的看管法轮功的普通犯人,在劳教所里,一点点恩惠就是极大的诱惑,包夹也不例外,所以警察的指使他们就会变本加厉的对待我们。我当着警察的面就直接指出‘包夹’对我干的所有坏事就是警察干的。”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须寅教授被释放出来后,清华大学强迫其再写认错和不炼功的声明,否则不续签教书合同。就这样,一个优秀的大学教授只好放弃了为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权利,携全家妻小来到美国。

三、被酷刑迫害致死的袁江

袁江

公元2001年8月30日,在甘肃省敦煌市附近的一辆公共汽车上,一名男青年被军警抓走。立即,他的被捕震动了当局,在兰州市白塔山的绿化基地里建起了秘密“监狱”,并拉来两大车刑具。随后的两个月便是酷刑拷打,多方位折磨…但警方始终未能达到目的。

后来,这位年轻人在遍体鳞伤、长期绝食的情况下竟奇迹般地逃了出来,但走不远便体力不支,勉强爬进一个山洞就不省人事了。在西北寒冷的天气里,他昏迷了整整四天。而山洞外面,甘肃省动用了两千军警,地毯式地将兰州市翻了个过儿。在军警搜捕行动后,他爬出大山,摸黑进了一户人家。然而他的伤势太重,远远超过了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在高烧昏迷中他坚强地挺着,终因多处内伤发作,于2001年11月9日不治而去了。

他的名字叫袁江,29岁,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父亲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母亲是某学校高级教师。袁江于1995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曾经因病休学一年,清华大学早期的法轮功学员之一。回到甘肃后,成为甘肃省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以及兰州市电信局所属的信息技术工程公司副总经理。他是市电信局公认的任劳任怨、一心奉献的技术骨干和中层干部。

袁江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巨变,他乐呵呵的样子给许多人都留下深刻印象。毕业回到兰州后,就积极在当地和周边地区传播、洪扬法轮大法。据当时看到的人说,当时袁江每天早上在西北师范大学偌大的操场上炼功,很长时间只是一条横幅一个人,但他坚韧不拔地继续着。也就是短短的一、二年时间,仅兰州市区的大法修炼者就达到了数万。98、99年,西北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激增,书籍、资料奇缺,袁江经常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又托运、邮寄出去。


酷刑演示:悬空吊起

1999年迫害开始后,袁江因不愿放弃法轮功信仰被解职,改任技术总监。袁江于2001年1月被迫出走,2001年9月30日在甘肃敦煌附近被捕,当时因没有身份证而在一辆班车上被抓。袁江被捕后,甘肃省公安厅的打手们迅速麇集,光刑具就拉了两车,酷刑折磨他近两个月。邪恶之徒把所有的刑具都用上了,将袁江以“大”字形吊铐,大打出手,最后看见他确实不行了才放了下来,但仍给他戴着手铐脚镣。

袁江自行解脱了手铐脚镣逃离了魔窟。那是大约10月26日的事情。由于长期被邪恶疯狂迫害,袁江遍体鳞伤,加之长期绝食,身体极度虚弱。袁江艰难地潜出了魔窟,行走不远便体力不支,他钻进了一个山洞。在西北十月末的这个山洞里,他昏迷了整整四天。

而山外面,邪恶动用了两三千军警,在兰州各交通要道、车站进行盘查,将兰州市几乎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家庭进行了非法搜查,并波及到其他县、市。有的家门被撬坏,甚至有一位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被逼从四楼跳下,摔坏了腰、腿。

后来,袁江坚强地爬出山洞,到了一位学员家。在那里,一直挺到11月9日,终因多处内伤发作,不治而去了。当地一位学员回忆见到走出魔窟后的袁江的情景时写道:瘦得几乎脱了相,要不是同修指引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你!你两眼微睁、口鼻流血、一动不动躺在那里。那个时刻我脑子一片空白,泪如泉涌、心如刀绞,我强忍着悲痛,摸了摸你的额头已冰凉,拉了拉你微发硬的手,再看看你的腿,我几乎昏过去。你的右腿膝盖以下竟然呈黑色的。小腿肚处有手掌大一块和脚的右侧也有一根手指大小的地方都没有了皮肉,整个一条腿就象干瘪了的枯树枝……

袁江去世后,公安紧接着开始了大搜捕,许多参与过掩护、救助袁江的法轮功学员相继被捕。他的父母亲也遭严密监控。兰州大法学员于进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因帮助袁江,再次被绑架,二零零三年底与妻子夏付英一同被非法判刑,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家人接回,身体虚弱,不能吃东西,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离世。

四、清纯女生遭肉体、精神双重摧残

被迫害前的柳志梅

出生在山东省莱阳市团旺镇三青村的柳志梅,一九九七年十七岁时,在一次选拔测试后,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北京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时值法轮大法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其“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使人道德升华及其神奇的健身效果,柳志梅来到清华,很快成为其中一名认真的修炼者。

柳志梅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修心向善,而遭受中共残酷迫害,被非法判刑十二年。临出狱前遭狱方注射毒针,回家后第三天突然药力发作,精神失常。她的母亲无法承受这个打击而匆匆去世。二零一零年,精神失常到已不记得自己年龄的柳志梅,有一天却突然在自家墙上写下了四个字:“清华大学”,这个和荣耀、快乐、痛苦、迫害联系在一起的地方,这个曾让她梦魂牵绕,而又为之心碎的地方。在病情好转时,柳志梅常常念叨着一些人名,说那是清华大学(炼功点)的学长们。问她多大了,有时她会认真的告诉你,“二十一。”

二十一岁,那正是她入狱前的年龄。那时的柳志梅已被清华强令休学,她正和几位清华大学的法轮功学员一起,为澄清法轮功真相而奔走,那时的她,勇敢而坚贞,为守护自己的信仰多次被打被关押,却笑对生死,无畏无惧。那或许是她生命中最美好最璀璨的片段吧,竟能历尽沧桑也难以磨灭,仿佛她的年龄她的记忆都静止在那个时刻,一切痛苦都未曾发生……

在迫害之前,清华大学校内有九个法轮功炼功点,无论刮风下雨,不论严寒酷暑,每天早上五、六点钟时,在清华校园内总是能听到悦耳悠扬的炼功音乐声。对每一个早期开始修炼的法轮大法学员来说,那一段时光都是他们最美好的回忆。柳志梅,从山东农村的一个瓦窑飞出来的金凤凰,分外珍惜这双重的幸运,她一面努力读书,一面勤奋修炼,在清华大学的小树林炼功点上,她总是一早就来炼功。

当时炼功点上学功的人很多,她总是认真细致地帮助新学的人纠正炼功动作。这个位于学生宿舍楼中央的方圆几百平米的小树林,每天任由清华学子们的自行车从它的身边摩肩接踵地滚滚流过,而它则径自保持着一份静谧与安宁。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政治流氓集团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这时的柳志梅还未读完大二,清华校方强逼柳家父母来北京将她带回家。九月,校方对她不予注册,之后强令休学并且不出示任何书面证明。二在历经数次被抓被打及短暂关押后,柳志梅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于二零零一年三月被学校开除。

二零零一年五月,柳志梅在北京海淀区的租住屋内被绑架,辗转被劫持到几个看守所,后来被非法拘禁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柳志梅头被打变形,胸部被打伤,多个指甲被摧残掉。在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期间,柳志梅经受了残忍的酷刑。恶警把椅子的一个腿放在柳志梅脚面上,然后坐上去用力捻,用物品打她的腿,致使柳志梅两个月后仍一瘸一拐的。更令人发指的是,几个彪形大汉把柳志梅吊起来折磨,一个恶警说:“你再不说(指出卖其他法轮功学员),我就把你衣服扒光。”柳志梅当时年仅二十一岁,她哭着对恶警说:“论年纪你们和我父亲差不多,我应该叫你们叔叔,求你们千万别这样……”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二岁的柳志梅被扣上十几项罪名,经北京海淀区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十二年,转至山东女子监狱(位于济南)继续迫害。柳志梅曾经在看守所里说过,她希望出去后能把大学上完,找个工作,然后去帮助其他被捕了的同修的孩子们。在她没有被绑架之前,她就曾几次找到清华化工系,表达想复学的希望。中共为了达到“转化”法轮功学员,使其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的目的,什么手段都使上了,酷刑、药物、威逼利诱法轮功学员的家人……而对年轻的柳志梅,他们则抓住了她想回清华念书的美好愿望。

在柳志梅进监狱不久,清华大学就派来了几个人来到监狱,包括她的大学教师,以“复学”为诱饵,欺骗她说,只要她“转化”,就可保留她的学籍,并在监狱饭店请她吃了一顿饭。

在巨大压力下,柳志梅违心“转化”,并充当了为虎作伥的“帮教”。在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拒绝转化时,恶警常逼她出主意想办法逼迫转化,招数越毒辣越夸赞,多次逼她动手打人。柳志梅偶尔痛苦地说:“……某某某的脖子不是我打断的……”

柳志梅一门心思复习功课,然而三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她复学的消息,柳志梅知道上当受骗了,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沉默寡言。山东女子监狱的恶警为防止她从新找回信仰,编造出许多假消息,其中包括哄骗她说她的名字已经登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榜上了。柳志梅曾绝望的说:“……我的名字都上了恶人榜了……”

从二零零二年底直到二零零八年柳志梅出狱前,山东省女子监狱狱警邓济霞,四十多岁,副科级,常带着柳志梅去监狱里小医院由犯人给打针,几乎天天打,理由是“精神病”,每天打三针,约50毫升。大约二零零三年时,柳志梅的精神出现异常,从监狱教育科里经常传出柳志梅的哭喊声:“我没有病!我不打针!我不吃药!”

二零零八年十月,山东省女子监狱打电话通知柳家人说,十一月十三日去接柳志梅回家。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多,柳家人把柳志梅接出监狱。在火车上,柳志梅告诉家人,临出来前三天检查身体,检查结果说她后牙上有个洞,要去打针,说一个洞眼打一针,花了近六百元,后来没要钱,免费给打了针。

刚到家的头两天,柳志梅看起来还算正常。到第三天,柳志梅突然出现精神异常,并且一天重似一天。柳志梅显得躁动不安,开始胡言乱语,手舞足蹈,胳膊做出跑步的姿势不停的来回抽动,整夜不睡觉,有时一天只睡两个小时。柳志梅很快就失去了记忆,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年龄,说话语无伦次,一句话往往重复三遍。而且大量饮水,每天要喝六、七暖瓶的水,小便尿在被褥上也不知道,睡在尿湿的被褥上也无知无觉。亲友称,经观察柳志梅牙齿上并没有洞,亲友们认为监狱所称的“洞”只是为了注射毒针找的借口而已。

遭受中共迫害十年之后,柳志梅常常自语的一句话是——“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一直活着……”她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用汉语说,用英语说,说了无数遍,还写在了纸上。没有人能理解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有一天她大声自语道,“我柳志梅死啦!他们活摘我的器官啦!”喊声中余悸未消。中共系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于二零零六年曝光于世,那时,柳志梅正在狱中,而她出狱后也从未有人对她谈及此事,尤其照顾她的法轮功学员更是担心刺激她而不提此事,她是如何知道的呢?难道她在狱中曾经遭到活摘器官的威胁,或者是幸运的逃脱了活摘器官却深受惊吓?

她究竟在狱中遭受了什么?不需要更多的言辞,不需要更多的证人,她历经了惨绝人寰的迫害,中共当局系统的迫害夺去了她作为一个人、一个清纯女生所能拥有的一切,从肉体到精神,几乎只剩下一具躯壳。

原清华博士生黄奎在明慧网上看到柳志梅遭受的迫害后说,“可以想见,中共的警察、司法人员和狱警等怎样对待来自其他阶层的法轮功学员就可想而知。柳志梅的悲惨遭遇确实是超乎人们的想象。她现在失去了记忆,被迫害致疯,尤其是她在墙上还歪歪斜斜写了几个字“清华大学”,看了真的令人心碎。这可以说是清华大学建校百年来一个真正耻辱,是中国人一个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共邪恶最大的一个见证。”

五、清华大学法轮功修炼群体遭迫害典型案例

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一年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头目李岚清曾亲自坐镇清华大学指挥迫害。清华大学启动中共一套应用娴熟的整人机制,以中共校党委为主,成立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组织,其成员大多是校机关现任和退休的返聘的官员,还有就是各院系退休的党委书记,这些人大多以擅长于搞政治和整人,是在学术和教学岗位混不下去的人,他们伙同清华派出所、清华街道办事处、中关村派出所、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国家安全部等单位,采取威胁、利诱、强制休学、退学、软禁、洗脑、下岗等种种手段逼迫学生及教职工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据不完全统计,因修炼法轮功被刑事拘留、劳教和判刑的清华学生多达三十二人,最高刑期达十二年之久。反复被休学、甚至开除学籍和取消研究生入学资格的,多达二十五人,这些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孟军,男,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硕士,青年教师。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月两次被派出所和北京市公安局扣留,因为坚持信仰清华大学解聘被迫失业。后因二零零零年六月去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被拘留,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在贴大法真相资料时被中关村派出所警察抓走,孟军受到非人的虐待,中关村派出所警察对他进行了二个小时的电击、还用铁锹柄、木沙发扶手打其膝盖两处、大腿两侧、双臂,仅膝盖处就被打裂出二寸多长的口子。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十三日孟军被北京市中级法院以多种罪名,非法判刑十年。

虞佳,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二零零零年新年因为法轮功问题去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被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其间被上“背铐”五天半,禁止饮食睡眠,手腕严重损伤;后清华大学每月只发给微薄生活费。其后因在清华校园里公开炼功,多次被派出所扣留,并几次被派出所警察当众殴打致伤,后被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再次非法拘留。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被警察非法逮捕,经秘密审判,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王为宇,男,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九六级博士生,校级优秀学生,多次获优秀学生奖学金,本科毕业后免试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曾担任班长、科协副主席。在清华读书期间开始学炼法轮功。九九年九月和十月两次因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被清华派出所扣押,被罚蹲四~五个小时,并被威逼讯问至深夜。后被迫休学长达四个多月,二零零零年六月再次被休学。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天安门与他人交谈被警察无理拘留一周,二零零零年下半年,被迫离开学校流离失所。二零零二年八月在公司上班时被国安特务秘密绑架、非法判刑八年,被关押在天津前进监狱。王为宇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在北京法制中心被非法关押并强制洗脑六个月零十二天,长时间被隔离关单间,有武警看守,没有得到任何可供取暖的衣物,穿着八月份被抓时的单衣熬过零二年寒冷的冬天。王为宇被多根电棍长时间电击全身,包括头顶等敏感部位,头顶整整脱掉一层皮,事隔半年多之后,被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时,同号的犯人还能看到他浑身被电焦的黑斑。王为宇头部被恶警用电棍电击、猛砸、被恶警用肘部狠力击打,过了很久之后,直到被非法关押在前进监狱时,还经常感觉到头部疼痛难忍,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黄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九九级博士生,曾获郑格如奖学金、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并获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本科毕业后免试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一九九九年十月,因修炼法轮功,学校强迫其休学三个月,二零零零年六月因在校园内炼功,被派出所警察在校园内当众殴打,后被清华大学勒令退学。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在广东珠海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珠海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判刑五年,在广东省四会监狱遭迫害,经历了长期的奴工生产,每天工作十六到十八个小时,被强制的灌食迫害、十几根高压电棍电击迫害等;被开批斗会强制洗脑,强迫看诬蔑法轮功的光碟和书,从精神上进行摧残,不让睡觉长达一个月之久。

王欣,男,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九九级博士生,曾获校优秀干部奖学金、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好来西校友奖学金、细越育英奖学金,并担任过班长、系科协副主席等职务。本科毕业后免试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一九九九年十月被清华大学强令回家休学,并被告知“不从思想上脱离就不能回校”。二零零一年四月被抓,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王欣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被北京市中级法院以多种罪名,非法判刑九年,后王欣被关押在辽宁省南关岭监狱。二零零九年中国新年前夕,王欣以绝食抗议迫害时,被监狱警察“灌食”迫害,喉管被插破,生命垂危,一度被送往医院抢救。

许志广,男,26岁,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99级博士生,曾获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担任过班长、系科协主席等职务。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免试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99年7月25日因上访反映有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北京市公安局无理扣押一天,99年10月因坚持法轮功的信仰被强令回家六周,并被告知“不从思想上脱离就不能回校”。2000年6月被告知“若再有行动立即休学或退学”,2001年4月被校方强行绑架至洗脑班,后即被迫离开学校,流离失所,2002年4月在网吧被绑架,其后曾在“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被非法关押半年之久,并被送入在团河劳教所的洗脑班强制洗脑,辗转多处关押后,最后被关押于北京海淀分局看守所,2003年5月左右被非法秘密判刑一年半,审判是在北京市海淀区进行的。

刘文宇,清华大学热能系九七级硕士研究生,获清华大学优良学生奖学金。一九九九年五月因成绩优异,提前攻读博士学位。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五日到三十日,刘文宇被清华非法软禁在二零零号核试验基地,强迫其改变信仰,二零零零年六月,刘文宇因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被以“涉嫌非法聚集”之名非法刑拘一个月,并被清华勒令退学。

姚悦,女,清华大学微电子所九六级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时曾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毕业生。一九九九年九月三日因在学校内公开炼功被清华大学派出所强行带走,审问至第二天凌晨。被开除学籍,档案被校方强行转走。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凌晨,被中关村派出所匪警破门而入抓走,匪警将姚悦的两手铐在床栏杆上,用电棍电其手腕。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姚悦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被北京市中级法院罗列多种罪名,非法判刑十二年。

俞平,男,清华大学热能系一九九五级硕士研究生,一九九七年三月因成绩优异提前攻读博士学位,曾获清华大学一二九奖学金,西门子奖学金。曾任系研究生会主席,研究生工作小组副组长。一九九九年六月初完成学位论文,是国家863计划航天领域高科技项目,并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但因六月二十日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学位被清华大学搁置不授予,以博士肄业处理。已获俄亥俄大学全额奖学金,却失去深造机会。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俞平和赵玉敏夫妇被北京朝阳区三间房派出所警察抢劫并绑架。俞平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遭受种种迫害,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关押在北京前进监狱(天津茶淀);赵玉敏被非法判刑二年六个月,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九日下午四点,俞平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华门派出所的警察闯入家中绑架了他们夫妇,被非法劳教二年六个月,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俞平的妻子赵玉敏,被送到湖北武汉女子劳教所。六十八岁的岳母秦秀娥老人也被绑架,被劳教两年,送到山西太原女子劳教所。留下儿子和一岁多的女儿,成为无人照顾的孤儿。

秦鹏,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硕士生,大学期间多次获得“优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称号。因工作努力、待人热情受到同学好评。一九九九年十月因参加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被抓,被学校强迫休学。二零零零年六月因炼功被抓,又被清华强迫休学。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凌晨,被中关村派出所警察破门而入抓走,同时被抓的还有他的妻子王雯(法轮功学员)和不满一岁尚未断奶的儿子,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其后,在北京团河劳教所三大队被非法劳教两年,经受长期的高压体罚强迫洗脑。解教后,秦鹏二零零三年六月被清华大学有关人员骗回学校,在论文答辩时再次被抓,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一大队,遭受严酷的迫害(包括捆绑在床上、铁椅子上毒打、冷冻等)。为示抗议,秦鹏从二零零四年新年前后开始绝食抗议迫害,反而遭受更严酷的对待,连大小便都被严格限制,到四月份,秦鹏已连续绝食几十天,骨瘦如柴,不能行走,大小便不能自理,然而恶警仍对其迫害,野蛮灌食。秦鹏于二零零四年九月被转到河北高阳劳教所继续遭受迫害。因他身体屡受摧残,他提出无法劳动,被恶警用手摇电话、地铐等折磨,致使其手脚易胀、麻木,左膝无法正常运动。

李春艳,女,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本科生。1999年9月因拒绝写不炼功的保证校方不予注册。99年10月因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被校派出所扣留、审问至凌晨,期间被体罚。因其早晨在校内公开炼功,多次被清华派出所迫害,被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警察非法审讯。后被勒令休学,但是清华大学不同意开书面的休学证明,理由是怕她对外公布真相。2000年12月,在珠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非法逮捕,后来改控“破坏法律实施”罪名,被关押在珠海第二看守所,珠海市香洲区法院于2001年10月进行非法审判,审讯结果原定在2002年中国新年前后宣布,但因布什总统访华而推后,于2002年9月被非法判刑5年。

马艳,女,清华大学建筑系九四级本科生,清华人文学院传播学第二学位。一九九八年七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去天安门和平表达心声“法轮大法是正法”,被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被拘数天都无人通知其父母,令其家人承受了极大的精神痛苦。随后校方来电话通知其退学,被其拒绝后,校方又电话通知其被开除学籍。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在珠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非法逮捕,后来改控“破坏法律实施”罪名,被关押在珠海第一看守所,珠海市香洲区法院于二零零一年十月进行非法审判,二零零二年九月份被非法判刑五年。

清华大学作为中国重中之重的学府,本应该是有识之士探索真理,授业解惑之地,使有才华的学子汲取人类思想、知识之精华,成就为道德高尚的栋梁之才。可是,就在清华校园──这被人们视为骄傲的地方,却上演着封杀“真、善、忍”信仰,漠视道德、人伦、法律,践踏人权的恶剧、丑剧。须寅教授以自己被非法关押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令人发指的迫害,他说,“清华是中国最高的学府,是国家栋梁的摇篮,知识份子应该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可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为了阻止人们修炼真、善、忍,连这种最宝贵的财富都肆无忌惮地迫害,干出令人发指的事,实际上它是在毁中国、毁中华民族。中共不代表中华民族,我们爱国不是爱共产党,是爱我们的国家,中共永远是老百姓得到幸福和光明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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